米乐M6为什么毛主席不允许英雄纪念碑碑文中提及“中国党”？关于新中国的未来，在中国党逐渐深入人民群众，从思想到行动上切实地给予启蒙、指导和展望之后，人们有了更多的、更高的期待。

　　但这个过程同样也是全民族上下一致努力的结果，其中，有识之士的奔走、反抗和求存更是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这期间更发生了巨大的流血和牺牲。无数人倒在了的道路上，更有人倒在了黎明前最深的黑暗里，再也无法与我们共沐在阳光之下。

　　走到光明之处的人不该遗忘身后这些被永远留在黑暗里的烈士和英雄们，因为是他们用最后的力气、以接力赛的形式将我们推向了光明。

　　即便他们的音容笑貌在现实里彻底消散，但他们的名字、他们的事迹、他们的强大甚至他们短暂的脆弱，都值得所有人的铭记。

　　这样的想法广泛出现在全国各地。民间的百姓们感念这些人民英雄的恩德，总想着要作一些回报，或者单纯地怀念一下他们。

　　在大多数人还没想到好法子的时候，1949年9月23日，当时的北平却已经有一名老师写好了建议，将之寄去了北平市建设局的办公室。

　　这名老师就是滑田友。他是北平国立艺专的教师，在信里提议可以在广场建立一个雕塑建筑组合的纪念碑，并且在建造上最好尽可能地具有中国民族性的特点。

　　滑田友是1901年生人，正好经历过近代中国的沉沉浮浮米乐M6，对为中国事业贡献一切甚至是生命的烈士们尤为佩服与敬仰。

　　他出生在江苏省淮阴县，因为父亲是木匠、邻居是铜匠，他近水楼台地学到了一些皮毛，却在学习过程中于心里搭建起了“艺术的构架”。这为他后来考上江苏省第六师范学校的美术科打下了基础。

　　他带着自己的雕塑作品找到了正在南京的徐悲鸿，后者非常认可他的作品，不仅为《良友画报》、《新闻报》引荐了他的作品，后来还邀请他一同到法国组织展会，并资助他在法国留学。

　　在法国留学的日子，滑田友于艺术创作上增添更多的见识和感悟，他纯熟地掌握了西洋技法，并且运用“六法”中的“气韵生动”创立了自己独特的风格。这让他斩获了法国雕塑界最高的荣誉奖项——金奖。

　　学有所成，滑田友也想报效祖国。1948年，在徐悲鸿、吴作人的邀请下，他欣然回国，带着大量作品进了北平国立艺专任教。

　　没过多久，北平得到和平解放，华北人民政府更是决定将每年的4月5日定为“烈士节”，在这样的氛围下，滑田友也颇有感触，他萌生了一个提议。

　　在滑田友看来米乐M6，北平和平解放之后，每天都在发生着新的变化，而这些和平的环境、人民生活上的安宁，没有不是为国捐躯的先烈们用生命换来的。

　　不如由政府牵头，在北平这一昔日古都建造一个特别的纪念建筑，好让后来人永不忘记这些先烈和英雄。

　　萌生这样一个想法之后，滑田友开始走访考察。用脚步丈量了整个北平城，又用艺术创作的眼光审视了每一块土地，最终得出了“在昔日皇城的城楼前建一纪念性建筑物是妥切的”的结论。

　　滑田友的建议，是当下官方承认的关于人民英雄纪念碑最早的建议和提案。它被摆到了中国人民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桌案上米乐M6，得到了郑重的讨论。

　　事实上，在很早以前，中央领导就有过这方面的未成形的想法。他们一致同意修筑纪念人民英雄的纪念碑，并且决定由毛主席来撰写纪念碑的碑文。

　　周总理表示，广场具有特别的象征意义，这里承载着五四以来的的传统，是全国各族人民敬仰和向往的地方，在这里建设纪念烈士的建筑十分合适。而与会代表们里，也没有人反对这一项提议。

　　因此，在通过兴建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决定后，政府并没有贸然动工，而是由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牵头，开始向全国各建筑设计单位和大专院校建筑系征选设计方案，如此可更好地参考民间的建议，也更好地彰显“纪念死者，鼓舞生者”的主旨。

　　也因此，确定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碑型就花去了不少的时间，一直到1952年7月修正出最后的图样，8月，政府指定的兴建委员会和建造工程处才正式动工兴建。

　　不可否认，在兴建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过程里，施工人员面临着诸多的难题。这其中就包括巨石开采和运输中面临的技术难题。

　　好在专家组和一线工人群策群力，想到了加工减重和用滚木辅助运输等方法，才不至于让一切化作空谈。

　　修筑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目的早早就得到确定。周总理明确发出过“在于‘纪念死者，鼓舞生者’”的指示，这一认识自然是事先就在中央领导层有过协商讨论并得到一致通过的。

　　也就是说，毛主席也是同样的想法。在这种情况下，毛主席接过撰写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碑文的任务，自然也要围绕这一目的展开构思。

　　“如何定义人民英雄？”这个问题避不可免地成为碑文撰写中毛主席首要要考虑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毛主席有他深刻的认识。

　　或许很多人基于自己的立场和利益，会把“人民英雄”局限在自己的政党内。但毛主席有大胸怀和长远的眼光，他看到的是不是某一个朝代、某一个时期和某一个政党，他看到的是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和在这悠久历史里的每一个人。

　　这也注定，他所有纪念的人民英雄是不论来历，不论归处，不论年龄也不论性别的、为人民和民族作出过贡献的人。

　　这是毛主席对历史的尊重，对人格的尊重，也是他对国格的尊重。在这之外，一切其他的事情都是无需探究的小事，人民敬仰英雄的程度不会也不该受到影响和动摇。

　　正是有这样清晰的认识，在有人提建议表示应该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碑文上留下关于中国党鲜明的印记，最好直接提到“中国党”五个字的时候，毛主席拒绝了。

　　他拍板决定，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碑文里，绝对不允许出现“中国党”的字样。这样的决定传出之后，全国上下但凡听到消息的，无不对新中国有了更强的归宿感。

　　毛主席是一个有人民观和历史观的伟人。他经历过28年动荡的生涯，一路走来，用亲身实践明了一个道路，那就是只有人民才是英雄，是创造历史的真正主人。

　　因此，在写就碑文时，他向人民英雄致敬默哀，就要怀揣着对这些从人民中走出的先烈、英雄的真挚浓厚的情感，不可打折地表达对他们的感谢、敬佩和追忆之情。这样的情感奠定了他写的碑文的基调。

　　毛主席同时还是一个文化人。在历史观的加持下，他将碑文分成了三段文字，分别以“三年”、“三十年”和“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作为重要的时间点来分段。

　　其中，“三年以来”指的是解放战争，“三十年以来”指的是从1919年五四运动开始的新主义斗争，一直到1949年新中国建国，而“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指的就是1840年的鸦片战争。

　　毛主席点出这三个关键的时间段，自是认为“人民英雄纪念碑”纪念的正是在这三个时间段为人民和民族的未来奔走反抗乃至献出生命的英雄。